2025 年岁末的最后几天，一则消息在航天圈引发震动。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提交了涵盖约 20.3 万颗卫星的频谱和轨道资源申请，覆盖 14 个卫星星座。这个数字几乎是 SpaceX 星链（Starlink）计划总规模的五倍，后者目前的申报上限为约 4.2 万颗。
这次申报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中近 19 万颗卫星的申请来自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这家研究院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注册，而就在注册前一天，两个巨型星座 CTC-1 和 CTC-2 的申请已经以该机构名义提交给 ITU，每个星座各申请 96,714 颗卫星。从发起单位来看，这个研究院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网络集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七家单位联合共建，带有明显的国家层面统筹色彩。
除了这两个超大规模星座，此次申报还包括中国移动的两个星座（分别为 2,520 颗和 144 颗）、上海垣信的千帆（Qianfan）星座扩展计划（1,296 颗）、国电高科的天启（Tianqi）物联网星座增补（1,132 颗），以及银河航天等商业航天企业的多个项目。如果算上此前已经在建的国网（Guowang）和千帆星座，中国在近地轨道上的规划布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
如此大手笔的申报，背后直指一个越来越现实的矛盾：轨道和频谱资源正在变得稀缺，而这种稀缺，正把太空竞争推向一个更尖锐、更具体的战场。
2021 年发生的两起事件，成为理解这场竞争绕不开的一个起点。当年 7 月 1 日，SpaceX 的星链-1095 卫星从 555 公里的轨道持续降轨至 382 公里附近，恰好与运行在 390 公里高度的中国空间站形成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被迫在当晚启动紧急避碰程序。
三个多月后的 10 月 21 日，星链-2305 卫星再次抵近，且处于连续轨道机动状态，机动策略未知，轨道误差无法评估。中国空间站再次实施规避操作。
这类接近之所以敏感，关键在于风险极高。在近地轨道上，航天器的相对速度通常超过每秒 7 公里。在这样的速度下，即使是几百公斤重的卫星与数十吨的空间站发生碰撞，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1983 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舷窗就曾被一块直径约 0.2 毫米、重量仅数十毫克的涂料碎片击裂。而星链卫星的质量在 260 公斤左右，如果真的撞上空间站，产生的碎片云足以摧毁整个轨道平台。
中国将这两起事件以外交照会的形式通报联合国，这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并不多见。照会指出，美国作为星链卫星的登记国，对这些卫星负有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和监管义务，应当根据《外空条约》第九条的规定，在卫星机动可能对他国空间活动产生有害干扰时，提前进行磋商。但在两次事件中，中方并未收到任何来自美方的通报或协调请求。
2019 年 9 月，欧洲空间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的风神气象卫星也曾主动执行规避操作，以避免与一颗星链卫星相撞。不同的是，欧空局选择了“默默承受”，没有公开提出抗议。
根据研究数据，庞大的星链系统每周会产生约 1,600 次接近事件，其中超过 500 次涉及他国航天器。随着星链部署规模的扩大（截至 2026 年初已有超过 9,400 颗在轨卫星），这类接近事件的频率还在上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此次大规模申报的战略意图也就更容易理解：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早地锁定轨道和频谱资源，避免被后来者挤占。这种策略的合法性，来自 ITU 的基本规则——“先登记先使用”原则。
ITU 作为联合国主管信息通信技术的专门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有限自然资源，ITU 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申报、协调和登记程序。对于非地球静止轨道（Non-Geostationary Orbit，NGSO）卫星，主要采用“协调法”，即谁先申报并完成协调程序，谁就获得优先使用权。
不过，“先到先得”并不意味着可以长期、无上限地占用。为了防止资源被恶意囤积，ITU 在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WRC-19）上通过了“里程碑规则”（Milestone Rules）。
规则要求：卫星星座必须在获得频率资源后 7 年内发射首颗卫星并运行 90 天；之后在第 9 年、第 12 年和第 14 年分别完成总申报数量的 10％、50％ 和 100％ 部署。如果未能达标，频谱权利将按实际部署比例缩减。
这意味着，对于 CTC-1 和 CTC-2 这两个各拥有 96,714 颗卫星的星座，中国需要在 9 年内（即 2034 年底前）完成约 19,400 颗卫星的部署，才能保留这部分频轨资源。这相当于平均每年发射约 2,150 颗卫星，或者说每天约 6 颗。考虑到中国 2025 年全年的航天发射次数为 92 次（其中商业航天企业执行了 23 次），要达到这个部署速度，火箭发射能力需要有数量级的提升。
而这里就牵出了另一个绕不开的现实：低轨卫星星座的竞争，最终会落到“谁能更便宜、更频繁地把东西送上天”。SpaceX 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部署近万颗星链卫星，关键在于其猎鹰 9 号（Falcon 9）火箭的可回收技术。
通过回收并复用一级火箭，SpaceX 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约 3,000 美元，同时将发射频率提升至每周一次甚至更高。2025 年，SpaceX 全年完成 167 次轨道发射，创下年度新纪录，占美国发射次数的约 85%，平均每 2 天发射一枚火箭。
而中国的商业航天企业正在奋起直追。蓝箭航天、星河动力、中科宇航等民营火箭公司都在推进可回收火箭的研发。2026 年被业内视为“可回收火箭攻坚年”，多型号火箭计划进行首飞或回收测试。与此同时，卫星制造产能也在扩大。
据报道，国内部分卫星工厂的设计年产能已达 1,000 颗，研制周期从数年缩短至数月。2026 年 1 月，国内首个海上回收复用火箭基地在浙江杭州正式开工，目标年产 25 枚火箭，发射成本对标 SpaceX。从这个角度看，本次大规模的申报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倒逼机制”：先把目标和资源占位拉到极限，再反过来推动火箭发射、卫星制造、测控与终端等环节加速补齐能力，尽快形成规模化供给。
不过，把火箭和产能追上来，还只是拼图的一部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近地轨道究竟能容纳多少颗卫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副教授杨宇晓此前向媒体表示，在 400 至 2,000 公里的低轨高度上，理论极限约为 6 万颗卫星（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拥挤的状态）。
目前全球在轨的低轨卫星数量约为 8,000 至 10,000 颗，已经占据了相当比例的轨道资源。如果按照各国已提交 ITU 的申请来计算，全球规划中的低轨卫星总数已经突破 100 万颗。这显然远超实际承载能力，其中大部分申请注定无法全部落地。但这也说明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各方都在尽可能多地占据“纸面空间”，以便在未来的实际部署中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2021 年，卢旺达以自己的国家名义向 ITU 申报了名为 Cinnamon-937 的星座，计划发射 33.7 万颗卫星。卢旺达作为一个航天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显然不具备实际部署如此规模星座的能力。业内普遍认为，这是某些公司利用卢旺达的国家身份，在 ITU 规则下提前锁定超大规模轨道容量的操作。类似的，法国也曾代表初创公司 E-Space 提交了约 11.6 万颗卫星的 Semaphore-C 星座申请。
中国此次申报虽然规模庞大，但与上述案例有本质区别。首先，申报主体的背景清晰，无线电创新院由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头部企业联合组建，具备实际的技术储备和产业基础。其次，申报时机与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阶段相吻合——国网和千帆星座已经进入批量发射阶段，火箭产能正在释放，整个产业链正处于从实验验证向规模部署的转型期。
更重要的是，这次申报体现了中国在频谱资源布局上的战略转变。从公开信息推测，CTC-1 和 CTC-2 这两个巨型星座很可能覆盖了从传统的 Ku 频段（12-18 GHz）、Ka 频段（26.5-40 GHz），到未来 6G 通信可能使用的 Q／V 频段（33-75 GHz）甚至 E 频段。这种全频段覆盖的策略，既是对当前星链主导的 Ku 频段的对冲，也是对未来通信技术演进路径的提前占位。
星链目前主要使用 Ku 频段和 Ka 频段。Ku 频段技术成熟，终端设备成本低，是卫星通信的传统工作频率。但正因为使用广泛，这个频段已经非常拥挤。如果中国的星座也主要使用 Ku 频段，根据 ITU 的协调规则，后申报的卫星在遇到先申报卫星时需要调整频率或关闭信号，以避免干扰。这意味着频谱资源的利用效率会大打折扣。
因此，占据更高频段成为必然选择。Ka 频段相比 Ku 频段带宽更大，能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Q／V 频段和 E 频段则是未来 6G 卫星通信的关键频谱资源。通过在申报阶段就锁定这些频段，中国为未来技术代际的切换预留了空间。
当然，申报并不等于实际部署。根据里程碑规则的要求，如果 9 年后中国只部署了 10,000 颗卫星而非规定的 19,400 颗，那么获得保护的频轨资源将按实际比例缩减，多余的申报将被释放回国际资源池。从这个角度看，20 万颗的申报量更像是一个“上限储备”，实际部署会根据技术进展、市场需求和成本效益动态调整。
但即便如此，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哪怕 10％ 的部署，对中国航天产业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火箭发射能力的跃升，还需要卫星制造的规模化、批量化生产能力，以及地面测控系统、用户终端设备等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更关键的是，低轨卫星的设计寿命通常只有 3 至 5 年，这意味着星座需要持续不断地补网更新，而不是一次性部署完成。
换个角度看，这场申报竞赛也把现行国际规则的局限性推到了台前。ITU 的“先登记先使用”原则诞生于上世纪，当时全球在轨卫星总数不过数百颗，轨道资源相对充裕。
但在巨型星座时代，这套规则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现实。如何在保护先行者合法权益和防止资源囤积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近距离接近事件，都是全球航天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2025 年 12 月，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低地球轨道卫星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个别国家的商业卫星星座肆意扩张、缺乏有效监管，带来显著安全挑战。
这不仅仅是针对星链的批评，也是对整个国际规则体系的呼吁。毕竟，太空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公司的私有领地，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空间。当越来越多的卫星被送入轨道，太空交通管理、碎片防治、频谱协调等议题的紧迫性只会越来越高。
而就在中国提交 20 万颗卫星申请后不久，SpaceX 宣布计划在 2026 年将约 4,400 颗星链卫星的轨道高度从 550 公里降至 480 公里，声称此举旨在“提升空间操作安全性”。
降低轨道高度后，卫星在失效时能更快地重新进入大气层烧毁，减少太空垃圾的累积。但也有分析认为，更低的轨道同样意味着更短的信号传输延迟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这同样符合 SpaceX 的商业利益。
无论动机如何，这场围绕近地轨道展开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的 20 万颗卫星申报，与其说是对 SpaceX 的直接对抗，不如说是在新的技术范式和规则框架下，为自身争取战略空间的必要举措。在一个日益拥挤的轨道环境中，不占位就意味着被边缘化；而要占位，就必须拿出真金白银的技术实力和产业基础作为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太空争夺战才刚刚开始。它考验的不仅是火箭发射频率和卫星制造产能，还有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产业链协同能力，以及在国际规则框架内进行战略博弈的智慧。
参考资料：
1.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339493/china-applies-put-200000-satellites-space-after-calling-starlink-crash-risk
2.https://news.cgtn.com/news/2026-01-12/China-files-plans-to-deploy-more-than-200-000-satellites-1JS4UHXu836/share_amp.html
3.https://news.satnews.com/2026/01/12/as-spacex-targets-50000-starlink-satellites-china-files-for-200000-unit-mega-const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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